欧盟FSR调查京东案的前因后果及对境外经营中资企业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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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08-23 阅读：612

时间：202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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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6年8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布第8号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以下简称“FSR”）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并明确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

这是继2026年5月同方威视案之后，中国在短短三个月内第二次针对欧盟FSR调查发布禁执令，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以下简称《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从“纸面规则”加速走向“实战运用”，也标志着中欧之间围绕投资监管与主权管辖权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广大在境外经营的中资企业而言，京东案绝非一个孤立的商业事件。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趋势：在逆全球化浪潮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的背景下，中资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法律风险已从传统的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扩展到以FSR为代表的新型经济治理工具，而这些工具的域外适用正在与中国的主权管辖规则发生直接碰撞。企业若不能及时建立起“双合规”体系，不仅可能在东道国遭遇交易被否、罚款制裁，还可能因配合外国调查而违反中国法律，陷入“两头违规”的困境。

本文拟从欧盟FSR的制度框架入手，完整梳理京东收购CECONOMY案的时间线与争议焦点，分析中国《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的制度回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境外经营中资企业的实务警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一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的制度框架与立法背景

（一）FSR的出台背景

FSR于2022年11月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正式通过，2023年1月12日生效，同年7月12日起全面适用。该条例的立法初衷，是填补欧盟竞争法体系中的一个“监管空白”：长期以来，欧盟对成员国政府向企业提供的补贴（即“国家援助”，State Aid）有严格的管控机制，但对于非欧盟国家政府向企业提供的补贴，欧盟却缺乏有效的审查工具。欧盟委员会认为，来自第三国的补贴可能使相关企业在欧盟并购市场、公共采购市场中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从而扭曲欧盟内部市场。

FSR的出台，本质上是欧盟将其竞争政策的触角从“成员国行为”延伸至“第三国行为”，是欧盟经济主权对外扩张的重要体现。

（二）FSR的三大审查工具

FSR赋予欧盟委员会三项核心权力：

第一，并购交易审查。当参与并购的一方（目标公司或收购方）在欧盟境内营业额达到5亿欧元以上，且交易各方从第三国获得的“外国补贴”总额超过5000万欧元时，交易方必须在交易签署后、交割前向欧盟委员会申报。欧盟委员会经初步审查后可决定是否启动深入调查。

第二，公共采购审查。当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投标的企业从第三国获得补贴，且采购合同预估价值超过2.5亿欧元时，投标企业须进行申报。

第三，依职权主动调查。即使未达到强制申报门槛，欧盟委员会也可主动对其怀疑存在外国补贴扭曲市场的情形开展调查。

（三）“外国补贴”的宽泛定义

FSR对“外国补贴”采取了极为宽泛的定义：只要第三国政府或其控制的实体向企业提供了“财政捐助”（包括资金转移、税收减免、贷款担保、优惠融资、土地或设备低价提供等），且该捐助使企业获得了“利益”，即可能被认定为外国补贴。这一定义几乎涵盖了中国各级政府对企业的各类支持措施，包括产业基金投资、政策性银行贷款、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土地优惠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FSR并不要求证明补贴与市场扭曲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是采用“效果导向”的审查标准——只要补贴“可能”扭曲欧盟内部市场，即可采取措施。这种低门槛的认定标准，为欧盟委员会自由裁量留下了巨大空间。

（四）FSR的调查权力与跨境取证

FSR赋予欧盟委员会广泛的调查权力，包括：要求相关企业提供信息、进行现场检查（dawn raid）、询问相关人员等。关键问题在于，FSR的调查对象不仅包括在欧盟境内的实体，还延伸至在第三国的母公司及关联实体。欧盟委员会可以直接向位于中国境内的企业、银行甚至政府关联机构发出信息请求，要求其提供与调查相关的财务数据、合同文件、融资记录等。

正是这种跨境取证权力，构成了后续中国认定其为“不当域外管辖”的核心争议点。

二

京东收购CECONOMY案：完整时间线与争议焦点

（一）交易背景

2025年7月，京东集团宣布拟以约22亿欧元（约合25亿美元）收购德国消费电子零售集团CECONOMY AG。CECONOMY总部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旗下拥有MediaMarkt和Saturn两大知名消费电子零售品牌，在欧洲多个国家运营超过1000家线下门店，是欧洲最大的消费电子零售商之一。

对京东而言，这笔交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收购CECONOMY，京东可以快速获得欧洲成熟的线下零售网络和品牌认知，实现其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跃。而CECONOMY近年来面临经营压力，也希望借助京东的资金、供应链和电商能力实现转型。

（二）时间线梳理申请材料清单

时间	事件
2025 年 7 月	京东宣布拟以 22 亿欧元收购德国 CECONOMY
2025 年 9 月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批准该交易，认为双方竞争重叠有限
2026 年 4 月 7 日	中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公布施行
2026 年 4 月 17 日	京东向欧盟委员会正式申报该交易
2026 年 5 月 15 日	司法部针对同方威视 FSR 调查案首次发布禁执令
2026 年 5 月 28 日	欧盟委员会依据 FSR 启动深入调查（欧盟首次对中资企业并购适用 FSR 深入调查）
2026 年 7 月 22 日	欧盟委员会向京东发出异议声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
2026 年 8 月 19 日	司法部发布第 8 号公告，认定欧盟跨境调查构成不当域外管辖
2026 年 10 月 2 日（预计）	欧盟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的法定期限

（三）欧盟的核心指控

欧盟委员会在启动深入调查的公告中指出，初步调查迹象显示，京东可能从中国获得了以下几类“外国补贴”：

1. 优惠融资：包括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或国有商业银行的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

2. 税收优惠：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地方政府税收返还等；

3. 政府补助：包括各级政府提供的产业扶持资金、研发补贴等。

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些补贴可能在两个层面扭曲欧盟市场：一是在收购阶段，补贴资金可能为京东提供了额外的收购融资能力，使其有能力向CECONOMY股东支付更高溢价，从而在与其他潜在收购方的竞争中获得不公平优势；二是在交易完成后，京东可能借助补贴支持的物流、技术和供应链能力，在欧洲消费电子零售市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FSR调查的重点并非“京东是否获得过政府支持”——在现代经济中，各国政府对企业的各类支持普遍存在——而是“相关支持是否改变了收购竞争条件”。这种审查逻辑将中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与企业融资环境直接纳入欧盟的管辖范围，其域外效力的扩张性不言而喻。

（四）京东的回应

针对欧盟的调查，京东方面否认此次收购依赖补贴融资，并反驳称相关支持不足以扭曲欧盟市场竞争。京东主张，其收购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性现金流和市场化融资，CECONOMY的收购价格是基于市场化估值和商业谈判确定的，不存在因补贴而支付不合理溢价的情形。

然而，在FSR的审查框架下，举证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企业一方——企业需要证明所获补贴不会扭曲市场，而欧盟委员会只需证明存在“足够迹象”即可启动调查。这种不对称的举证结构，使中资企业在FSR调查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三

中国的制度回应：从同方威视到京东

（一）《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的制度框架

2026年4月7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条例是中国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建立了“识别—阻断—反制”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

识别机制（第六条）：国务院法治部门（即司法部）会同其他有关机关开展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识别工作，可以进行调查和对外磋商等。识别工作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否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被外国国家域外管辖的行为与该国的联系是否适当；（三）是否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损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四）其他应考虑的因素。

阻断机制：经认定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国务院法治部门可以作出禁止执行的决定（即“禁执令”）并予以公告，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

反制机制：中国政府可根据风险等级，在贸易、投资、技术、人员流动等领域采取相应的反制和限制措施，包括禁止或限制相关外国实体在中国境内投资、从事进出口活动、获取中国境内数据等。

私权救济（第十四条）：任何组织、个人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侵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中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二）同方威视案：首次实战

2026年5月15日，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在利用FSR对同方威视（Nuctech）的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是《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施行后，中国首次发布禁执令，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方威视是全球领先的安检设备供应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全球机场、港口和边境检查。欧盟对同方威视的FSR调查，同样涉及对中国境内实体的跨境信息索取。

（三）京东案：第二次禁执令

2026年8月19日的第8号公告，是中国在三个月内第二次针对欧盟FSR调查发布禁执令。与同方威视案相比，京东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涉及金额更大、社会关注度更高。京东收购CECONOMY交易金额达22亿欧元，是中资企业近年来在欧洲的重要并购项目，其监管走向对后续中资企业赴欧投资具有风向标意义。

第二，跨境取证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欧盟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这意味着欧盟的调查取证已从直接针对被调查企业，扩展到向中国境内的银行等第三方机构索取信息，其域外管辖的触角伸得更长。

第三，中方态度更加强硬。司法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这一表述释放了明确信号：中方不会仅停留在发布禁执令的层面，如果欧盟继续推进不当调查，中方将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

四

欧盟跨境调查为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法理分析

（一）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原则

在国际法框架下，国家管辖权主要基于以下原则：属地管辖（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事、物）、属人管辖（具有本国国籍的人，无论其位于境内外）、保护性管辖（针对危害本国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的行为）和普遍性管辖（针对国际罪行）。

其中，属地管辖是最基本、最优先的管辖原则。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享有排他性的主权权力，其他国家未经许可不得在该国领土内行使管辖权或执行公务。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

（二）欧盟跨境取证的违法性分析

欧盟在FSR调查中向中国境内银行机构索取信息的行为，在国际法层面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违反属地管辖原则。中国境内的银行机构受中国法律管辖，其客户信息、财务数据等受中国《商业银行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保护。欧盟委员会直接向中国境内银行发出信息请求，要求其提供客户数据，本质上是在中国领土内行使调查权，构成对中国属地管辖权的侵犯。

第二，违反国际法上的“联系适当性”要求。根据《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六条第二项，识别不当域外管辖应考虑被外国国家域外管辖的行为与该国的联系是否适当。欧盟FSR调查的对象是京东收购CECONOMY这一发生在欧盟市场的交易，但欧盟向中国境内银行索取的信息却可能涉及京东在中国境内的全部融资活动、与补贴无关的普通商业交易，甚至涉及其他客户的信息。这些信息与欧盟市场的联系极为微弱，将其纳入调查范围明显超出了合理管辖的边界。

第三，违反比例原则。欧盟索取的信息广泛且与调查无关，表明其调查手段与调查目的之间不成比例。即使欧盟有权对京东收购交易进行FSR审查，其调查取证也应限定在与该交易直接相关、与认定外国补贴是否扭曲市场直接相关的范围内，而不应“漫天要价”式地索取大量无关信息。

第四，缺乏国际司法协助的正当程序。在跨境调查取证领域，正常的国际合作路径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条约，由请求国向被请求国主管机关提出协助请求，由被请求国依据本国法律审查并执行。欧盟绕过中国主管机关，直接向中国境内实体发出信息请求，缺乏正当的国际合作程序，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不尊重。

（三）“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的法律效力

司法部公告发布后，在中国境内产生以下法律效力：

1. 对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的约束力：任何中国境内的组织（包括企业、银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欧盟的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具体而言，不得按照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向其提供相关信息、文件或数据，不得配合其进行现场检查或调查询问。

2. 违反禁执令的法律后果：根据《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违反禁执令的组织和个人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因执行或协助执行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而侵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受害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3. 对外国实体的间接约束：虽然禁执令直接约束的是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但对于在中国境内有业务、资产或人员的外国实体而言，其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或关联实体同样需要遵守禁执令，否则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禁执令针对的是欧盟延伸至中国境内的调查取证行为，而非否定欧盟对相关并购交易本身的审查权。由于交易发生在欧盟市场，欧盟仍可依据其法律继续推进调查并决定是否附加交易条件或否决交易；但在中国境内，相关企业、银行、律所及数据持有方能否按照欧方要求提供调查材料，则受到中国法的约束。

五

对在境外经营中资企业的六大警示

京东案为所有在境外经营或计划“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敲响了警钟。结合该案的经验教训，笔者提出以下六点实务警示：

（一）警示一：FSR已成为中资企业赴欧投资的“第三道门槛”

在FSR全面适用之前，中资企业赴欧并购主要面临两道监管门槛：一是欧盟及成员国的反垄断审查（经营者集中审查），二是外资安全审查（如德国《对外贸易和支付法》下的投资审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下的合作机制）。FSR生效后，中资企业赴欧投资面临“三道门槛”叠加的监管格局。

京东案表明，FSR绝非“纸老虎”。欧盟委员会不仅愿意对中资企业的大型并购启动FSR深入调查，而且敢于在调查中采取激进的跨境取证手段。对于计划赴欧投资的中资企业而言，必须将FSR合规评估作为交易可行性分析的必要环节，在交易策划阶段即评估FSR申报义务和调查风险，合理安排交易时间表和交割条件。

具体而言，企业应重点评估：（1）交易是否达到FSR强制申报门槛（欧盟境内营业额5亿欧元+外国补贴5000万欧元）；（2）企业过去三年内从中国各级政府获得的各类财政支持的总额和性质；（3）相关补贴是否可能被认定为扭曲欧盟市场；（4）是否需要在交易协议中设置FSR审批的先决条件及“尽最大努力”条款。

（二）警示二：建立“双合规”体系，避免“两头违规”

京东案最深刻的教训在于，中资企业在面临外国监管调查时，可能陷入“两头违规”的困境：一方面，如果配合欧盟的跨境调查，向其提供中国境内的信息和数据，可能违反中国《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另一方面，如果拒绝配合欧盟调查，可能被欧盟委员会认定为“不合作”，面临罚款、交易被否决甚至强制救济措施。

破解这一困境的根本之道，是建立“双合规”体系——即在境外经营活动中，同时遵守东道国法律和中国法律的双重要求，在两者发生冲突时，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协调，而非简单地选择遵守一方而违反另一方。

具体建议包括：

1. 建立数据出境合规机制：对企业在境外经营中可能需要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的中国境内数据，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区分一般商业数据、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分别适用不同的数据出境合规路径（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等）。

2. 设立“阻断条款”：在与境外子公司、关联方的内部协议以及与境外中介机构的服务协议中，设置“法律冲突阻断条款”，明确在涉及中国法律禁止的信息提供时，相关方有权拒绝提供，且不构成违约。

3. 建立内部审批流程：对于境外监管机构的信息请求，建立由法务、合规、数据保护等多部门参与的内部审批流程，确保每一项信息提供都经过中国法合规审查。

4. 及时报告与沟通：在收到境外监管机构的跨境信息请求时，及时向中国主管部门（商务部、司法部、网信办等）报告，寻求政府层面的指导和支持，必要时通过政府间对话渠道解决冲突。

（三）警示三：规范政府补贴管理，做好“补贴台账”

FSR调查的核心是“外国补贴”的认定。对于中资企业而言，过去往往对从各级政府获得的各类财政支持缺乏系统的记录和管理，很多企业甚至不清楚自己累计获得了多少政府补贴、这些补贴的性质和用途是什么。这种状况在FSR调查中将极为被动。

建议中资企业，尤其是有境外投资计划的企业，建立完善的“政府补贴台账”制度，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获得的各类财政支持进行系统记录，包括：补贴名称、发放机关、发放时间、金额、补贴性质（资金转移/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土地优惠等）、补贴用途、是否附加条件、补贴对应的项目等。

同时，企业应规范政府补贴的使用管理，确保补贴资金专款专用，避免将补贴资金用于境外投资或境外收购，以降低被认定为“补贴为境外交易提供融资”的风险。在交易结构设计中，应尽量使用市场化融资来源，并保留完整的融资文件，以证明交易资金的商业性质。

（四）警示四：重视中介机构的合规风险传导

京东案中，欧盟不仅向京东本身索取信息，还向中国境内的银行机构索取信息。这提示我们，FSR调查的对象不限于被调查企业本身，还可能延伸至为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

对于中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

1. 选择中介机构时应评估其FSR合规能力：在赴欧投资交易中，应选择熟悉FSR规则、有应对FSR调查经验的中介机构，避免因中介机构不专业而导致合规风险。

2. 在中介服务协议中设置保密和合规条款：明确中介机构不得在未经企业同意和中国法合规审查的情况下，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与企业相关的信息；约定中介机构在收到境外监管机构信息请求时的通知义务和配合义务。

3. 关注中介机构的“双重压力”：中国境内的银行等中介机构在面临欧盟信息请求时，同样处于“两头违规”的困境。企业应与中介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制定应对策略，避免因中介机构单方面配合欧盟调查而导致企业信息泄露和合规风险。

（五）警示五：善用国内法工具，主动寻求政府支持

《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为中资企业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企业在面临境外监管机构的不当跨境调查时，不应被动承受，而应主动运用国内法工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具体而言：

1. 主动申请识别：根据《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六条，“有关组织、个人可以向国务院法治部门提出开展识别工作的建议”。企业在面临境外监管机构的不当跨境调查时，可以主动向司法部提出申请，建议对相关措施开展不当域外管辖识别，推动政府层面发布禁执令。

2. 提起民事诉讼：根据第十四条，如果境内组织或个人因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而侵害企业合法权益，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这为企业提供了私权救济的渠道。

3. 寻求行业协会和商会支持：通过行业协会、中国国际商会等组织，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推动行业层面的集体应对。

4. 配合政府调查：在政府部门开展不当域外管辖识别调查时，企业应积极配合，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帮助政府部门准确认定事实。

需要强调的是，运用国内法工具应对外国调查，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完全无视东道国法律。企业应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统筹国内法和东道国法的应对策略，寻求最优解。

（六）警示六：关注全球“经济安全”立法趋势，提前布局风险防控

FSR并非孤立现象。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以“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为名的监管扩张浪潮，各国纷纷出台新的法律工具，加强对外国投资、国际贸易和跨境数据流动的管制。

在欧盟层面，除FSR外，还有《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国际采购工具》（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Instrument）、《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一系列新型经济治理工具。在美国层面，有《通胀削减法案》（IRA）、《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口管制规则、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反向CFIUS）等。在其他国家，类似的立法也在加速推进。

这些新型监管工具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一是以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平竞争为名，具有较强的政策灵活性和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具有明显的域外效力，将监管触角延伸至本国领土之外；三是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中资企业往往是这些工具的重点适用对象；四是调查程序透明度较低，企业抗辩空间有限。

对于在境外经营的中资企业而言，必须将全球“经济安全”立法趋势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建立全球化的合规风险防控体系。具体建议包括：

1. 建立全球合规风险监测机制：持续跟踪主要投资目的地国的立法动态，及时评估新法规对企业业务的影响。

2. 开展投资目的地合规风险评估：在做出境外投资决策前，对目的地国的监管环境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反垄断、外资安全审查、外国补贴、出口管制、数据保护等各维度的风险。

3. 优化全球投资架构：通过合理的投资架构设计，降低被认定为“受政府控制”或“获得外国补贴”的风险。例如，引入国际知名财务投资者、采用国际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保持独立的融资渠道等。

4. 培养国际化合规人才：建立一支熟悉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合规人才队伍，或与国际律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在面临境外监管调查时能够快速、专业地应对。保护性管辖（针对危害本国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

六

结语与展望

京东案是中欧投资监管博弈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既展现了欧盟通过FSR等新型工具强化经济主权、塑造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战略意图，也展现了中国通过《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等法律工具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

从短期来看，京东收购CECONOMY交易的最终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2026年10月2日前作出最终决定，可能的结果包括：无条件批准、附条件批准（要求京东采取补救措施，如剥离部分业务、承诺行为准则等）、或禁止交易。而中方的禁执令将使欧盟的调查取证在中国境内面临实质性障碍，可能影响欧盟委员会最终决定的事实基础。

从中期来看，中欧之间围绕FSR的博弈可能呈现“边斗边谈”的态势。一方面，欧盟可能继续对中资企业的赴欧投资适用FSR，甚至加大调查力度；另一方面，中国将继续运用《反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进行反制，并可能通过政府间对话渠道推动中欧就FSR的适用达成某种安排或谅解。

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以FSR为代表的新型经济治理工具的兴起，反映了全球化退潮背景下各国对“经济主权”的重新强调和对“公平竞争”的重新定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法律环境将日趋复杂，合规成本将持续上升。

对于广大在境外经营的中资企业而言，京东案的启示是明确的：必须将合规风险防控提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建立全球化、多层次的合规管理体系；必须善于运用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双重武器，在面临不当域外管辖时主动维权；必须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作，在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同频共振中寻求最优解。

正如司法部发言人所强调的，中方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所有致力于全球化经营的企业的共同期盼。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才是符合各方长远利益的正确选择。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作者简介

董超，2009年3月进入律所工作，现为河南怡龙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郑州市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郑州市域外法查明中心副主任、郑州市律燮合规服务中心涉外部副部长、郑州市律师协会企业合规讲师团专家、郑州市金水区法律援助协会企业合规部部长、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玉林仲裁委仲裁员。先后主持编撰《公司法律体检业务指南》、《郑州律协（律燮）合规服务中心业务指南》、《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合规韬略》、《涉外律师合规文集（中英文双语版）》、《涉外合规动态》，2025年12月，个人专著《企业合规韬略》正式问世，标志着董超律师在企业合规专业领域迈上新台阶。2025年初，开始专注研究非洲投资及贸易法律服务，与常驻非洲的律师团队定期沟通，护航投资非洲的企业实现合规健康发展。

联系电话：13653865515

END

供稿：董超

编辑：张雪薇

校对：葛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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